大堵车，怎么办？如厕难，如何解决？一个个市民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摆在这个“温州第一镇”的决策者面前：柳市镇中心最繁华的柳清，近2公里沿线没有一个公共厕所，全镇只有10个公共厕所；人均道仅4.5平方米，而城内206家物流公司每天进出的大型集装箱货物高达9000多万吨，每年还要新增5000多辆私家车，交通严重堵塞，车满为患……
柳市，经济总量相当于西部一个地级市，地域面积却是温州最小的强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000至7000人，超过日本东京。柳市人说，“大人穿小孩的衣服”；龙港人说，“小马拉大车”。这些中心镇的领导，无不为这种矛盾烦恼着。
苍南县龙港镇镇长王忠秀说，龙港的汽车保有量每年递增五六千辆，大年三十，从楼上往下看，除了一辆紧挨一辆的汽车顶，看不见其他东西。可是，道缺乏规划，编制内的只有8个人，难以应付经常性的堵车。许多老百姓买了车却没法开，仍旧骑自行车出行。
浙江的中心镇，大多位于交通要冲。经过几十年发展，许多中心镇的经济总量已远远超过一般城市，人口、资金等要素日益集聚。但因为中心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先天不足，与日益富裕起来的老百姓的生活要求，与爆发式增长的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矛盾越来越尖锐。
绍兴县杨汛桥镇，曾创造了“浙江第一镇”的经济神线家上市公司，去年人均P高达2.4万美元……
然而，在镇附近绕上一大圈，商店和娱乐场所难得一见。夜晚，走在杨汛桥宽敞的马上，人少车少，富裕后的杨汛桥人逐渐将居住、生活和娱乐重心，甚至商务接待，都移到了附近的萧山与杭州。
新名词的发源地在温州，一个敢于创新的地方。今年年初，温州市在乐清市柳市镇、瑞安市塘下镇、永嘉县瓯北镇、平阳县鳌江镇、苍南县龙港镇等5个经济强镇，试行“镇级市”管理权限。
“镇级市”不是行政概念的“市”，而是小城市的“市”。事实上，“以镇的属级建设小城市”，不仅是温州5个强镇镇长的新任务，更是浙江100多个中心镇领导的新的历史。
在临海杜桥，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主要口都装上了红绿灯，道上都画有箭头标示；这里的中学，是省级重点中学；这里的医院，称临海第二医院。
“镇里的一切都按城市标准来规划。”镇党委虞彦华说。城市道重新布网，污水管网、处理设施，两个供水厂相继上马；凤凰山公园、街心公园、三角绿岛广场完成；各大银行都在镇上设了分行；金都花园、时代名邸、东方家园等一批高档住宅小区相继建成……为解决警力不足，镇里花1000万元装了200只探头，案发率大大降低。
椒北平原上的这个中心镇，如今已成为当地一个真正的“中心”，附近越来越多的居民集聚到这里，投资、安家、工作……
“以镇长的角色建设城市，是一种执行的思；以市长的眼光建设城市，则是一种规划的思。这中间有着重大区别。”一位领导曾这样对中心镇的、镇长们说。
确实，在我们采访中，有一种强烈感受：现在的中心镇镇长，跑项目、跑资金的少了，跑政策的多了；考虑收钱纳粮的少了，考虑规划战略的多了；奔来跑去处理居民纠纷的个案少了，处理就业、就学、养老、医保等公共事务多了。
眼下，濮院镇党委朱明杰最关心的，就是不久前由镇通过的覆盖全镇的八大功能组团区规划。在这张用不同颜色标注的规划图上，街区、市场、工厂，山林、河流、农田，学校、医院、公园，都已经为未来定位。
他说，这已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小城市的规划，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决定着镇上几万人未来的生活品质和发展需求。他，像濮院这样已经具备经济实力的中心镇，应该到了破茧化蝶的时候了。
小金是诸暨南联村人，尽管在村里已有一幢3层楼房，去年他还是花了30多万元买了一套商品房，住到了店口镇上。他说很向往城里的生活。
“我想让乡亲们在口吃上一顿正的西餐。”3年前，站在诸暨店口镇的首个城市广场工地上，浙江铭仕管业董事长冯剑铭雄心勃勃地说，“城里人有的，我们镇上也要有。”
今天，走进这个我省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乡镇综合文化商贸广场，大型购物超市、众多连锁餐饮、休闲健身会所和6个国内一流的高档电影放映厅，为小金这样的店口新居民和周边乡镇的群众提供城市才有的商业文化服务。
把中心镇培育成小城市，是浙江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因为，在中心镇身上，聚合着多重角色：统筹城乡的节点，投资与消费的交汇点，支撑当前增长与推动长远发展的结合点。
2010年，浙江中心镇建设再提速：温州，对5个“镇级市”进一步健全“土地使用、财政支配、行政审批和社会管理”四限，不断完善“城镇综合管理、审批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中心和公共资源管理中心”四大平台建设；宁波，启动卫星城市试点，向余姚泗门镇、慈溪观海卫镇、奉化溪口镇等7个中心镇放权，200多项审批下放，1000多项执法下移，承担更多城市管理职能；全省“两百双千工程”开始实施，3年内投入2000亿元，用于200个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提升……
城之尾，村之头。无论从行政区划、经济地位还是地理来看，中心镇都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它的发展如何，直接牵动浙江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
几十年前，费孝通先生曾提倡“乡村的内生城市化”的道，这是一种源于乡村或者农民的内在需求；几十年后，我们发出进一步加快中心镇发展和的呼声，同样是对现实需求的及时反馈，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寻找城镇化的浙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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